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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雪竹圖的鑒別論謝稚柳與徐邦達的不同鑒定

发布时间:2019-11-09 08:27:34

从《雪竹图》的鉴别论谢稚柳与徐邦达的不同鉴定方法

谢稚柳与徐邦达是当代中国书画鉴定界两位着名的鉴定家,他们分别工作于上海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为我国古书画鉴定和搜集做出了巨大贡献两人的鉴定方法大致相同,均以风格辨识为主,但他们在具体鉴定书画时侧重点有所不同谢稚柳和徐邦达在鉴别相同书画作品时经常发生分歧,有时得出的结论竟相反如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雪竹图》进行鉴定时,谢稚柳和徐邦达鉴定的结论便是相反的但是他们又都在书画鉴定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为此,对他们的不同鉴定方法具体分析,找出不同特点,以致后人借鉴

《雪竹图》的风格论析

徐熙是我国南唐着名的花鸟画家,与西蜀黄筌并称五代时期,花鸟画在南唐十分繁盛,而在西蜀比较冷落黄氏讲求用色,自称写生而徐熙讲求用墨,名为“落墨”《雪竹图》(图1)是一幅没有题款的绢本画,以墨为主,工整精微而写实描写江南雪后严寒中的枯木竹石画中大石右侧的竹竿上有篆书倒写“此竹价重黄金百两”8字此图原为近现代着名书画收藏家钱镜塘收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谢稚柳鉴定此图出自南唐徐熙之手

在我看来,《雪竹图》是一幅工笔写生画,它不拘泥于固定技法,只是根据现实场景,反映具体实物,给人以真实感觉,又不失艺术处理从《雪竹图》的艺术风格和画面气息来看,它应属于五代到北宋时期的作品,但是否属于徐熙的真迹,还待进一步研究

谢稚柳与徐邦达对

《雪竹图》的不同看法

谢稚柳于1973年发表了《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徐邦达此后也发表了《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可以看出谢稚柳和徐邦达对《雪竹图》的鉴别结论是相反的现就两人发表的不同意见,对他们的不同鉴定方法进行比较

在《徐熙落墨兼论〈雪竹图〉》中,谢稚柳引用了许多记载着徐熙画法的文献史料他认为所谓“落墨”,是一切以用墨来奠定,而着色只处于辅助地位在一幅画之中,技法的运用只是随着真实的艺术变化,没有固定的规律因而,当时特别用“落墨”来区别这种体制

谢稚柳认为“从它的艺术时代性而论,不会是晚于北宋初期的制作”《雪竹图》的画法总体上是工整精微的写实,是多种笔势与多种墨彩的组合,是一种突破了唐代以来各种画法的新颖风格谢稚柳认为此画完全符合徐熙“落墨”的规律,断定是他的画迹

1983年,徐邦达在撰写的《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中,从考订角度展开讨论,对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沈括《梦溪笔谈》等古文献中记载着徐熙的生平以及画法一一引用参考,归纳出几条徐画的特色并提出对“落墨”的理解,认为“落墨”即是“落笔”徐邦达提出,谢先生对《雪竹图》的画法是“写实”的并“工整精微”,而画史中记载徐画素称“野逸”,又“殊草草”,与“工整”有一定矛盾因而认为“《雪竹图》与前人的评述徐熙画派的特征,大相径庭”徐邦达又从绢的尺幅来考证,认为此图早不过南宋中期,晚可以到元明之间因此将此画排斥在徐熙或徐派画以外

谢稚柳后又于1986年8月写《再论徐熙‘落墨’——答徐邦达先生〈徐熙落墨花画法试探〉》一文从画法本身结合历来的文字着述,表明自己对“落墨”的理解针对徐邦达关于绢的尺幅这条意见,谢稚柳认为“这幅《雪竹图》是双拼绢,还不到60厘米”,符合五代时期绢尺幅

由此可见,谢稚柳和徐邦达对《雪竹图》是否属徐熙所画持有不同的意见从两人发表的观点也可以得知,两位鉴定家的鉴定方法有所区别谢稚柳和徐邦达鉴定书画时虽对书画作品进行深入的鉴定和分析,都涉及了着录、纸绢这些条件,但他们在鉴定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谢稚柳强调书画本身的“笔墨风格、特性”的鉴别;而徐邦达则侧重“可资对比”的互补性

谢稚柳和徐邦达的

不同鉴定方法

谢稚柳和徐邦达的书画鉴定方法,大致上都是采用风格辨识为主的综合鉴定方法由于鉴定家的着眼点、侧重点不同,所以经常发生抵牾,他们对相同的作品,所得出的结论有时相距甚远,甚至相反下面对他们鉴定时的侧重点具体的不同之处进行简要分析

谢稚柳强调“笔墨风格、特性”的鉴别

谢稚柳在鉴别《雪竹图》时曾说:“没有任何旁证说明这画是出于何人或何时代,只有从画的本身来加以辨认,因此,从它的艺术时代性而论,不会晚于北宋初期的制作”可见他在鉴别书画时对时代风格的侧重谢先生认为书画作品的笔墨风格、时代流派是鉴定的主要依据,而印章、题跋、着录、别字等旁证,只能起辅助作用

谢稚柳先生认为时代性是确认一种画风的根据辽宁省博物馆藏的《簪花仕女图》(图2)被公认为唐代周昉的手笔谢稚柳对此图重新鉴定,发现它并不是唐代周昉之作针对《簪花仕女图》中妇女形象的描写,谢稚柳从陆游的《南唐书》以及马令《南唐书》中找到相关记载认为图中妇女的头饰、花朵及披纱衣的风俗,与书中的记载正相符合《簪花仕女图》中有一株辛夷花,妇女们穿得“绮罗纤缕见肌肤”,说明正是江南的春天!

谢稚柳对《簪花仕女图》做出了新的判断他认为画中所表现的面部描绘形式与唐人的习性已判然有别,是一种新兴风貌,但与唐的传统渊源仍有较亲近的关系可以说《簪花仕女图》所表现的应是南唐贵族妇女所流行的打扮、装束,而它的笔法正是南唐时代的艺术特征”

从谢稚柳鉴别《簪花仕女图》可以看出,他非常注重时代性在鉴定中的作用鉴别一幅书画的时代性,首先要从笔墨分析,笔墨风格是鉴定的基础谢稚柳先生在鉴别《雪竹图》时,就是从笔墨风格入手,定其时代性在没有任何鉴别依据的情况下,从文献中寻找徐熙“落墨”画法的着录,得出徐熙画法的笔墨个性,并与《雪竹图》的画法相比较,从而论证了《雪竹图》的笔墨风格正是与徐熙“落墨”相符可以看出,谢稚柳虽然侧重书画本身的鉴别,但并没有摈弃掉着录等辅助依据

徐邦达强调“可资对比”的互补性

徐邦达在鉴别时,非常重视对书画作品风格的把握,但他更侧重书画作品“可资对比”的互补性他在《谈古书画鉴别》的文章里,为“目鉴”提出“着眼点”,“目鉴”主要着眼于笔法、墨法和结体(结构)这些方面,从中找特点,定“样板”;不了解这些,根本谈不上辨真伪和明是非在鉴别书画时,他把笔法放在首要地位

古书画的时代风格、笔法特点在鉴定中起主导作用,因为它能反映出画家的时代特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兰亭诗》(图3)长卷,徐邦达从其绢质、墨色、题跋、别字及书法特征和艺术水平等多方面来鉴别这幅书法从书法特征和艺术水平来鉴别,徐邦达认为此帖用笔极硬,笔法僵硬粗糙,结体亦多未稳,与所见柳氏行书对比,笔法、结体都毫无相同之处,因此他断定决非柳公权之笔徐邦达还通过别字和避讳来鉴别,他根据宋王黼节引墨迹和桑世昌《兰亭考》(明万历项德弘刻本)来校对,发现孙绰四言诗“怀彼伐木”,而这本误写成“怀彼代木”;谢安四言诗“伊昔夫子”,此本误“伊昔先子”(桑本亦误)等属于避讳的,而能证为唐人书的有王徽之五言诗中的“世”字缺笔,又孙绰序文中有一句,据《兰亭考》本为“明旦陈矣”,此本则为“明复陈矣”,有可能此本是有意避讳唐睿宗“旦”字又其中凡宋讳全不避改,这都是此本为唐代书写的证据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徐邦达在鉴定古书画时,以作品的用笔用墨放在首要位置他通常把被鉴定的书画作品与已证实的真迹相比较,同时综合辅助依据,得出结论体现了他鉴定时非常侧重“可资对比”的互补性

鉴定家不可能透过历史准确地鉴定出每一幅书画作品的真伪,有时出现后一鉴定家推翻前一鉴定家的结论,或不同鉴定家鉴定同一幅作品时得出不同结论《雪竹图》的不同鉴定结果是谢稚柳与徐邦达发生意见分歧之一,主要体现了他们两人对作品风格的不同认识

《雪竹图》这幅无题款的作品,在没有任何有利的鉴定条件下,谢稚柳和徐邦达这两位书画鉴定家,在鉴定时得出两种结论:谢稚柳从《雪竹图》的时代艺术风格、笔墨特性来鉴定,认为这幅作品应为南朝徐熙真迹,迟不会晚于北宋;而徐邦达从古文献对此图的记载中所描述的徐熙画法“殊草草”,认为《雪竹图》绘画风格“工整精微”与古文献的记载相矛盾,因此不属徐熙或徐派画家的作品再则,他鉴定这幅画的绢本尺幅阔约一米,不会出现于南宋以前,所以不可能是五代时期徐熙的作品两位鉴定家对《雪竹图》的鉴别,也只能供后人参考,是否属徐熙之作品,还待进一步分析

总的来说,谢稚柳和徐邦达两位鉴定家都立足于传统鉴定方法,而又有自己独特的鉴定风格相对来说,谢稚柳鉴定时较侧重作品的笔墨风格、时代风格、流派和个人风格等书画本身的鉴定,强调作品“笔墨风格、特性”的鉴别;徐邦达则以书画作品的用笔为首要地位,兼以其他辅助条件综合论证,强调作品“可资对比”的互补性但不管如何,他们两位都是值得称道的鉴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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